新闻巨子——范长江

张维亚

忠实记录红军长征的辉煌历程，揭示西安事变的真实面目，并广泛传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上，他的报道激起了红色的狂潮，其通讯汇编成册，以至于洛阳纸贵。1938年，他创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要职。范长江曾连续担任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0年10月23日，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不幸成为林彪和“四人帮”极端迫害的受害者，终其一生，终以悲剧收场。为纪念范长江先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携手合作，共同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自2005年起，该奖项与“韬奋新闻奖”实现了合并，并更名为“长江韬奋奖”，从而成为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所享有的国家级最高荣誉。同时，国务院也将中华全国青年社的成立之日——11月8日，正式定名为“中国记者节”。

少年志高远

范长江的幼年，深受祖父的悉心教诲。祖父身为清末的秀才，博学多才，诗书满腹。范家乃世家大族，四代同堂，坐拥二十余栋宅邸和广阔的两大片田地。然而，当范长江年方六七岁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浪潮席卷而来，国内军阀混战不断，政府腐败成风，中国经济与民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民不聊生。内江地区以制糖业为经济支柱，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产业逐渐走向衰落。赵家坝也随之陷入衰败之中，范家的产业也未能幸免，日渐凋敝。

在范长江求学期间，家境已陷入极度困顿，整个家族无力继续承担他的学费。他只得依赖母亲辛勤织布所得的微薄收入，以及平日里节衣缩食积攒的压岁钱，方才得以踏入家乡的学堂。年幼的范长江深知生活的艰辛，对这来之不易的受教育机会分外珍惜，刻苦钻研。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常携带自制的饭锅，途中捡拾柴火，抵达学校后亲自烹饪餐食。由于家境的贫寒，六年间他未曾购置过一件新衣，所穿衣物均为大人衣物的改制，鞋子亦是一针一线由母亲亲手缝制。幼年时期的艰辛磨练，塑造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

1923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学业表现，顺利考入了内江县立中学。随着大革命浪潮的席卷全国，范长江开始广泛阅读进步读物，其思想也日渐活跃。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事务，与李源岷、刘惠、邓崇禄等团员在内江县立中学共同创立了“警觉青年谈话会”。该会每周日定期举办，主要围绕从广东寄来的报刊进行学习与探讨，如三民主义等内容。同时，他们还走出校园，开展了宣传活动，如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1925年，举国上下频遭悲剧笼罩，消息传至内江，顿时激起了青年们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深受感召的范长江，心中同样涌动着拯救国家、救济民众的宏大志愿。面对国家所遭受的耻辱，他不懈地思索，探寻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关键之道。

1926年的春日，大地回春，生机盎然之时，范长江依依惜别亲人，踏上了一段前往资中深造的旅程。转年，也就是1927年的年初，他再度离别故土，顺着沱江的汹涌波涛，顺流而下，抵达了山城重庆。

四处寻觅出路。

1927年的初春，范长江踏足重庆，随即投入到由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的学术殿堂。彼时，重庆的革命激情犹如汹涌的波涛。3月31日，范长江与同学们一道，汇入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洪流，齐聚打枪坝，举办了一场声势震天的示威集会，旨在抗议英美等帝国主义对南京的炮击。然而，这场集会却不幸遭遇了蒋介石派遣的四川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导致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整个重庆城陷入暴力和血腥的阴影之中。反动势力四处搜捕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中法大学亦被迫无奈关闭。在如此危急的关头，范长江与同学秦澜波机智逃脱，藏身于姑父的家中，静候时机的到来，期望能远离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

六月，范长江踏上征程，目的地是武汉。汉口第二中学暂作了中法大学的临时居所，范长江便在这里安定下来。在武汉停留期间，他的心中充满了亢奋与期待。他对社会事务抱有极大热情，热心参与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并且结识了同乡谢独开。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正在经历悄然变革，中法大学的学生们纷纷离校，范长江陷入了迷茫。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在街头漫步，注视着匆匆赶路的人群，心中不禁对未来充满了困惑。天空灰暗，未来一片迷茫。自幼受到独立自主的教育，他渴望成就一番事业，内心充满了不安。回乡，面对家乡的亲人和长辈，他感到无颜以对；而自己的抱负，又该如何实现？一个想法在脑中闪过——加入军队。范长江找到了谢独开，加入了由贺龙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学生营。当天，他便随部队前往九江，并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范长江随部队转移到了广州。九月，教导团在潮州与桂系数万人的激战中溃散，范长江流离失所，落在了汕头，但仍不懈地寻找部队。尽管“中国国民革命委员会”的标语随处可见，但军队和领导机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街上充满了散兵游勇，一片混乱。在这孤立无援、身无分文、无处可去的困境中，范长江几乎沦为乞丐，最终病倒在街头，命悬一线。幸运的是，第二天清理尸体的人注意到了他微弱的呼吸，及时施以救治，才让他躲过一劫，避免了客死异乡的悲剧。

身处汕头的范长江，回溯起自己离家投身于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征程，一路风雨兼程，从重庆至武汉，再到南昌，最终抵达汕头，这段历程历历在目。然而，面对同为“国民革命军”却相互纷争的局面，他心中不禁感到困惑。思想陷入迷茫之中。他不愿再卷入这场是非难辨的战争，迫切渴望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于是，他萌生了从书籍中寻找答案的念头。

在纷扰动荡的生活中，他毅然决然地重返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二师医院，再次担当起看护兵的重任。他一边刻苦学习医疗知识，一边随部队跋涉，心中充满了重返都市深造的渴望。当部队推进至福建，途径江西边界的蕉岭时，范长江在江西赣州与在广州起义中失散的同志重逢。他们得知第四十九军即将北上，目标是江苏和安徽，便巧妙地利用随身携带的医疗工具，以贿赂的手段说服了一位开业医生，请求他协助他们加入四十九军，成为一名看护兵，以便能够随军北上。历经曲折，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一路奔波劳碌，其中的辛劳不言而喻。

1928年盛夏，范长江告别了戎马生涯，步入了南京的繁华，他报考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并立志选择乡村行政系，怀揣着在偏远的乡村创造理想境界的雄心壮志。然而，现实的残酷无情地撕裂了他的梦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国民党却节节败退，甚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国民党的不抵抗立场和学校的冷漠态度，范长江痛心疾首。他的理想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那份质朴的民族情怀驱使他立誓要保卫中华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团结。激愤之下，范长江毅然决然地放弃学业，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选择在夜深人静时，在学校的集合点名场合，勇敢地挺身而出，激昂慷慨地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并号召同学们共同站起来，拯救即将陷入亡国灭种危机的祖国。许多同学被他话语所触动，现场悲痛不已。此后，他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毅然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

哲学之要，在于洞察各派学说，而非直接应对现实难题。鉴于此，范长江在学业之余，毅然投身于抗日的实际斗争。1933年春，他加入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誓言将国家陷落与民众所受之苦痛与愤怒，公之于众，以期唤起同胞的警觉。同年下半年，他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及《大公报》撰写稿件。至1935年，他被聘请为天津《大公报》的特约通讯员，由此开启了他在新闻领域的职业生涯。

非凡胆识，创《西北角》

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一场震惊世界与中国的重大事件如潮水般涌来，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

1935年五月，正值风华正茂的26岁之际，范长江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成功捕捉到了红军长征这一重大新闻事件。他倾注全力，历经千辛万苦，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踏上了对西北地区的采访征程。

范长西此行赴西北，目的在于深入探究红军北上之后我国的发展走向。鉴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战事迫在眉睫，他渴望洞察作为战略要地的西北与西南在即将到来的时刻将遭遇何种局势，并已着手制定实地考察的计划。

1935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雨如晦、动荡不安的时代。中日冲突一触即发。当时的西北，政治阴霾密布，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稀缺，民众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的深渊。交通阻塞，信息不通，但范长江却以不屈的意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选择了踏上西行的征途。

五月，范长江肩负起《大公报》社派出的旅行记者重任，踏上了他西北地区的考察之旅。他从上海出发，逆长江而上，在四川稍作停留，并于7月14日从成都出发，正式拉开了这段充满挑战的西部探险之旅。他的考察路线依次经过了江油、平武、松潘等地，最终抵达了甘肃的西固、岷县等地，并最终抵达了兰州。之后，他继续深入探险，直至抵达敦煌、玉门、西宁，再向北直至五原、包头等地。

沿着河流逆流而上，道路蜿蜒于峭壁之间，马匹无法前行，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方能成功穿越。行至高处，经过十五里的跋涉，天色渐暗，无奈之下只得在雄伟的石堡中歇息一晚。这座石堡坐落在山腰，其东侧与巍峨耸立、周长达数十里的藏王寨相连。藏王寨由石灰岩建成，四面环抱绝壁，除了两条狭窄的小径，别无他法可登。他独自一人砥砺前行，历经五十个日夜的漫长旅途，终于抵达了兰州，行程累计超过三千多里。

自西宁出发，驶向张掖，范长江偕两位向导与随从同行，携带充足的粮草、火柴、盐、醋等必备物资，骑马踏上通往祁连山脉的南征之旅。途中若感口渴，便以祁连山之雪水润喉；疲乏之际，便在马背上稍作歇息。为对沿线进行详尽考察，自张掖至敦煌，范长江果断放弃乘车，仍旧选择骑马继续前行。他们跋涉过“辽阔的戈壁、泥泞的草滩”，正值严冬，大雪纷飞，风沙肆虐。身着藏装的范长江却豪情满怀，迎风斗雪，策马在雪域高原上奔腾，朝着离太阳更近、离光明更近的方向奋勇前行。

从兰州一路至宁夏，旅客需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沿线战事频发，匪患肆虐。甘宁两省交界处的黑山峡，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散兵的藏身之地，“船只几乎无一幸免于洗劫，旅客的生命也曾一度面临险境”，范长江搭乘牛皮筏，在汹涌的黄河水中穿行，越过险象环生的乱石滩涂，历经六七天的惊心动魄之旅。这次独特的航行，为他原本充满冒险的旅程增添了更多传奇色彩。

此次西部之行，历时逾十个月，行程跨越万里，遍历包头以北、敦煌以西的辽阔疆域，穿越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众多广袤地区。在这漫长旅程中，范长江以其超凡的洞察力、深厚的学识底蕴，以及令人钦佩的勇气与毅力，跋涉雪山，穿越沼泽，攀登祁连，绕行贺兰，风餐露宿，边走边记录。他详尽地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生动描绘了中国西北人民的生活画卷。他追踪红军北上轨迹，考察西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其采访路线与红军行进路线交织重合，最终深入战火纷飞的“围剿”与“反围剿”战场。沿途采写的战地报道，首次及时、真实、公正、客观地向全国人民传递了红军长征的历程与英雄事迹。

他的作品，诸如《岷山南北军事之现实》、《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以及《红军之分裂》等，总字数超过两万，陆续在《大公报》上刊登，激起了读者群体中的广泛共鸣，震动了整个国家。紧接着，范长江关于西行的通讯集结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短短数月内便重印七次，范长江的名字也因此迅速传遍各地。范长江之所以声名鹊起，不仅因为其通讯作品独具风格的文采，以及生动简练的语言，深刻剖析了西北问题，更因其将生死置之度外，突破了国民党新闻的封锁，以国家命运和未来为重，捕捉了广大读者迫切欲知的信息，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讯息。自此，范长江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记者。

1936年8月，长江跋涉千里，穿越戈壁，抵达内蒙古西部，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调研日军觊觎该地区的态势，并撰写了通讯《忆西蒙》。10月，正值绥远抗战之际，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搜集了大量战地报道。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敏锐地洞察到这一关乎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再转赴西安，深入事变核心进行采访。在西安，他首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周恩来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深入了解了十年内战的历程，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采访使范长江“豁然开朗”，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15日，他回到上海次日，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政论《动荡中之西北大局》，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一系列通讯。后来，他将这些通讯集结成《塞上行》一书，畅销全国，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通讯。西安、陕北之行，让长江找到了真理，他看到了共产党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这最终导致了他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1939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转变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范长江先后担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务。

红种情系故园。

自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初现，1950年的钟声敲响之际，范长江先生先后肩负起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的重任，以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责。到了1952年4月，他的岗位发生变动，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随后，他被调至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一职，从此离开了自己充满热忱的新闻生涯。在此之后，范长江先生继续在多个重要岗位上履职，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以及党组书记等。作为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始终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1950年至1951年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潜心研究新闻报道的专业领域。

我们共产党人，宛如播下的种子，人民则是培育我们的肥沃土壤。无论踏足何方，我们都会与当地百姓紧密融合，于他们之中生根发芽。他们怀揣着对故乡的深沉眷恋，就像种子一样，无论革命的风雨将其播散至何地，他们始终将那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对它怀有无比深厚的情感，将满腔热血洒向那里，全心全意地为那里的乡亲父老服务。

1961年，范长江踏上了回归故土的征程，此行是他与家乡阔别二十余载后的重逢。当时，我国正遭遇着严峻的国内大饥荒，国家正面临着空前的艰难挑战。鉴于他的健康状况，范长江得到了中央的特许，批准他休假一年。他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重返了久违的内江，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并深入调研了家乡人民的生活现状。

在故乡的田家场，他亲自主持了一场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了区、公社的各级干部。会上，大家深入剖析了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而他本人也实地考察了公共食堂。那时正值粮食短缺严重，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少家庭甚至出现了浮肿病的病例。他未曾想到，离家二十余载，重返故土时竟目睹了这样的景象。面对着乡亲们，他鼓舞人心地提出了建议，鼓励大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坚信难关终将一一克服。

“自他归来之后，我们的粮食供应状况得以显著改善。若非如此，在那个艰难时期，不知又有多少人将陷入饥饿的困境！”

1963年，范长江带领国家科委与科协的99位同仁，踏入浙江诸暨县的广袤土地，汇入“四清”运动的滚滚洪流。当时，诸暨县境内道路寥寥，农村地区尚多未通电力。他日间穿梭于田野阡陌，晚间则于农家投宿，足迹踏遍了诸暨的山川丘陵与偏远乡村。尽管肩负着运动的使命，但在诸暨的这段时光里，他深入领略了这片土地的山水之美，倾心于这里的淳朴民风民俗，并向农民们传授科学知识，助力诸暨县开拓出一条通往富裕的路径。1965年8月，范长江接到调令，不得不告别了他心系已久的诸暨县。回首那段过往，他心中既有依依不舍，也有深深眷恋，遂挥毫赋诗，以抒发情感。

诸暨处处可为家，

高山低湖富无涯。

稻产千斤才及半，

猪户五头不为奢。

七分山地多童秃，

万片水田少鱼虾。

再得经营五十载，

绿水青山绕万家。

篇章收束之际，题辞如是：“诸暨，已成为我心中至爱之故土，愿诸暨亦能跻身南方之兴国县。”江西兴国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被誉为全国闻名的苏区典范、红军的摇篮、烈士的故乡，亦享有“将军县”的美誉。毛泽东同志曾对兴国人民取得的“第一等工作”给予高度赞誉，并亲笔题赠“模范兴国”的锦旗以示表彰。范长江先生怀揣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对诸暨的热爱远超对故乡的眷恋，他立志投身于“第一等工作”，将诸暨塑造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模范县”。

“手无寸铁，却似百万雄师；力举千钧，唯凭一张纸笔”，此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他的崇高人格。他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过着简朴的生活，勇敢地为人民的福祉发声。这种高尚的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信息源自：东兴区委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整理：张维亚）

范长江去世

确山的最后时光

冬夏 文/王天定 图

1951年10月，毛范会面。

探访确山五七干校遗址

沿着驻马店市一路向南，行进约18公里，便将抵达确山县。自确山县城向西行驶约20公里，即可抵达瓦岗镇。继而再向南驱车8公里，便会抵达芦庄——此处，昔日是国家科委在确山县设立的“五七干校”，亦为著名记者范长江不幸陨落之地。

四周被丘陵所环绕，两条河流在此交汇。沿着曲折的山路前行，丘陵层峦叠嶂。山坡之上，挺立着笔直的水杉，茂盛的栗子树，以及修长挺拔的速生杨，绿意盎然，放眼望去，尽是勃勃生机。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土路，我们来到了薄山林场芦庄林区的管理机构——这里曾是“五七干校”的遗址。

“沿五七道路胜利前行！”

确山干校遗址

在踏足探访范长江昔日所居的干校居所之前，我已耳闻了关于此地的多种传说。在与范长江的长子、现已赋闲于家的范苏苏先生（曾在中国文联任职）核对情况时，他向我透露：“根据那些曾与父亲在确山干校共同度过岁月的旧部所述，父亲的住处位于林场入口右侧的第一排建筑之中。”

“我们将尽快修复这处倒塌的房屋。”

穿梭于密林深处，我们不畏艰辛，终于觅得一张木质床榻，遗自干校岁月，其长度达两米，宽度九十公分，质地显得较为质朴。昔日干校所筑的水塔，至今依旧能够正常使用。然而，那些曾经挥洒汗水的锄头，如今却已锈迹斑斑。在农场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职工魏明庚，珍藏着其父魏增华所持有的那本红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书中印有“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学校赠”的字样，落款日期为“1970年1月”。

1969年秋，范长江被派往干校参与劳动；次年10月23日，他不幸遭受无端指责，不幸去世。在确山干校的那一年里，他默默承受了生活的考验。那么，在那段艰难岁月中，他的生活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悲剧降临在他的身上？

范长江干校住所

范长江生命终年

1966年6月21日，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及全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不幸遭受科协内部造反派的无端袭击，其作品被冠以“黑诗”的罪名。至1968年，他更是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三反分子”。

“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一个不确定的时日，范长江在专案组的安排下，被专人秘密送至了干校。鉴于专案组仅派遣了孤身一人，我们在旅途中不得不对他给予关照。那一夜，我们共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度过。”章道义回忆道。抵达干校后，范长江被分配至菜地组，参与劳动。干校占地逾二十亩，菜地足以满足四五百人的蔬菜供应。然而，干校仍旧将他视作“阶级敌人”，将他与其他审查对象一道，日复一日地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从厕所中清理粪便，倾倒至菜园的粪坑中，每日往返数次。

对于一位长期远离体力劳动、年过六旬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亦是一种深刻的耻辱。“自被派遣至干校以来，我们未曾同住一室，然而他依旧承受着劳动的监管。他被分配负责挑运粪便，全程无言以对，身体也日渐消瘦。”原科协干部王麦林的回忆录中，这一事实得到了确凿的印证。

“通告：1.所寄发的蚊帐、雨鞋、毛巾，范已悉数接收；2.恳请将范的布票一并寄来。专案组。”然而，即便如此，一年之后范长江的溺水自尽，仍旧令家人倍感震惊与出乎意料。

干校老办公房子

“范长江始终保持着书生与文化人的本真。”

“这几乎是否定了他整个革命生涯，他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局？”

巨星陨落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后一天下午，他正忙着搬运厕所的粪便，与我偶然相遇。他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庞，透露出无尽的疲惫和沉重，步履匆匆，仿佛连看一眼周围都嫌多余。我不禁心生疑问，他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真想停下来，关切地询问他的状况。但当时的情况不容许我这么做，因为专案组正在对他进行审问，我也担心自己会被误解为与某些“极左”分子有牵连，从而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就在那一夜，悲剧不幸降临了。章道义这样回忆道。1970年10月23日凌晨，天还未破晓，他的同室室友发现范长江已经不见了踪影。大家开始四处寻找，搜遍了干校的四个水井，最终在最为隐蔽的一口小井里发现了他的身影……

昔日的老红军许瑞红工人亲自从井中打捞出遗体，随后，在确山公安部门的尸检确认下，该遗体被安置于木工班精心制作的简易棺木中，最终被安葬在干校西侧的一处山坡之上。

干校老伙房

在“文化大革命”那波澜壮阔的四年时光中，范长江的举动，正如中科协退休干部齐仲所言，堪称“英勇”的典范。在那个充满黑暗与残酷的氛围中，他崇高的品格经受了严苛的考验，并由此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无愧于“顶天立地”这一称号。

“横眉冷对恶狼横行，低头却愿做牧童耕织。层层考验意志更坚定，种种欺诈如霜覆瓦。手无寸铁，却能抵挡百万雄师；肩负千钧，凭一张纸绘就宏图。秉持真理，勇往直前，先生的火光照耀四方。”这首诗，无疑也是对范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纪念亭 棠梨树

确山的人民未曾将那陨落于此地的新闻巨星的身影淡去，他们始终以满腔的深情，以最纯粹的形式，缅怀着他的荣耀。

81岁高龄的林场老员工李长峻，回首往昔，他曾被派往干校，负责驾驭马车。至今，他仍能清晰地忆起那位“身材魁梧、体态丰腴、面容敦厚、酷爱阅读书籍与报纸、言辞不多却心怀百姓”的“落难官员”。提及范长江的逝世，他的眼眶不禁泛起泪花：“南北奔波，长途跋涉，如此高级别的干部在芦庄承受了如此苦难，每当想起，心中都充满伤痛。若林场能少挖几口井，那该多好。”

村民建范长江亭

2012年，芦庄的村民们在深切的缅怀之情中，自发在范长江先生不幸陨落之地建立了一座纪念亭。这座亭子坐落在距离林场总部数百米远的土路右侧，以其独特的六角造型和翘起的檐角，展现出流畅的线条和精巧的设计。亭子以灰色大理石为材，由六根石柱支撑，石柱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增添了几分雅致。亭子四周环绕着石制护栏，显得既庄重又大方。亭内矗立着一块石碑，碑面刻有“尊敬的范长江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的语句，落款为“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全体村民敬立”。碑背则铭记着“为杰出的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先生而立”的文字，以及“生为民族英魂永存”八个显眼的金色大字。

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林指出：“该亭子于2012年秋季破土动工，选用的优质大理石石材悉数自山东济宁运送至此，整个建造工程历时两个月。”纪念亭旁，一道由同款灰色大理石打造而成的围栏，围绕着附近一棵直径约50厘米的棠梨树。据当地居民讲述，这棵树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

自范长江先生不幸遭遇不幸，棠梨树便开始向西北方向倾斜，枝干弯曲。寻常的棠梨树，枝干总是笔直挺拔，即使有所弯曲，也会向着阳光伸展。然而，今时今日，细察其主干，已明显偏向西北，似乎要覆盖亭顶。村民们称之为“思念树”和“悲哀树”。我犹记得2012年春日，途径此地时，目睹有人举刀砍伐，我立即上前制止，并从村部取来一面旗帜，将棠梨树受伤的部分严密裹住。”杨林如是回忆道。

于棠梨树被砍伐之处，树疤已渐渐愈合。昔日范长江探寻过的机井，如今已被尘土所掩埋。站在这棵树旁，驻马店林业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不禁感慨：“巨星陨落，枝叶低垂，这或许既反映了民意，也蕴含着天意。”纪念亭建成后，媒体人士纷至沓来，纷纷前来祭奠，以缅怀范长江。2015年9月的一个特殊日子，范苏苏携历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代表刘畅、肖亚光、王天定抵达芦庄村，他们代表范长江的家属和获奖者，向范长江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此次返乡之旅，范苏苏特意探访了纪念亭，缅怀了往日的老林场，并与李长峻等老友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痛彻心扉的往事，令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而，确山人民对范长江的深切怀念也深深触动了她的心弦。她感慨地说：“若今年（2016年）能够抽空，我真的很希望能再次踏上确山的土地，重温那份深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