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初春，延安城外夜风还带着漫天尘土，刚挂牌的红军大学亮起了油灯。来自各部的指挥员鱼贯而入，脱下风尘仆仆的军装，换上学生标志的黄呢制服。课堂里，毛泽东讲战略，刘伯承讲战例，气氛既严肃又活络。红三军团的王平坐在靠窗的位置，听课的间隙总爱低头写写划划，似乎心事不在黑板上。

这时，前线忽然传来人事调整的电报：红四师政委黄克诚将调往军团机关，统帅部决定从红军大学里物色继任者。名单走到干部处，王平赫然在列。理由很简单——他熟悉四师，党性过硬，还和师长李天佑在湘赣时期共事过。按理说，一拍即合。

可是，王平的反应出乎意料。他只是把钢笔合上，说了一句：“想去陌生地方闯一闯。”这句半玩笑的回答传到组织科，众人面面相觑：难道不愿与李天佑搭班子？还是三军团将领对一军团系统的“四师”心里拐不过弯？

要弄清这件事，得把时间稍稍拨回去。长征过草地前后，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陕甘支队。番号变了，积习却没那么快磨平。一军团强调集中统一，行军队列规矩得像尺子；三军团惯于就地取材，穿草鞋、背马刀，讲的是灵活机动。合编后，一军团派出不少干部进入三军团，想把那股“不守章法”的味道洗掉。三军团将士对此颇感别扭，私下嘀咕：“吃干粮、蹚沼泽，大伙一个样，哪来的高低贵贱？”

矛盾在一九三六年春的东征战役中爆了锅。洪洞城墙高厚，轻武器啃不动。时任纵队司令陈光急，要抢进度，命令硬攻；政委彭雪枫却坚持保存实力，叫停了猛冲。冲不冲？一时间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总司令部拍板，撤下两人，派李天佑、黄克诚顶上。由此，四师成了“半一军团、半三军团”的混血部队。

同年夏，红军大学招生。许多老资格干部趁机“充电”，也趁机消化内部磨合的火气。学期结束，黄克诚被抽调，四师缺政委。组织部希望这顶帽子落到王平头上，既能维系三军团一脉，又利于稳定军心。可王平就是摇头。坊间便有传言：他不乐意与李天佑同处一室，生怕重演“陈光—彭雪枫”的尴尬。

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不见得。彼时中央正筹划把红十五军团的干部补进西北红军，另择精干赴豫陕地区整训。王平心里打的是长远算盘：四师虽好，却是老窝；去新战区，新环境、新队伍，反倒能磨一层铁锈。他在干部处轻轻一句“想到外头试试”，比任何回绝都更难追问动机。

“老王，组织信得过你。”干部科长低声劝慰。王平笑笑：“信得过就让我换个地方嘛。”两句对话，没有火药味，却把态度讲透。

既然人选本人不愿意，再强留容易生枝节。中央最后拍板：由杨勇接替黄克诚。杨勇同样出身三军团，性子爽快，和李天佑配合也算默契。王平则调往陕北绥德警备队，与贺晋年搭档干政委。那支部队规模不大，却杂牌多、土匪多，管起来比正规师头疼得多。王平在戈壁滩上摔打了半年，日记里写：“换壳不换心，倒也自在。”

七月七日，卢沟桥枪声划破北平夜空。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三大主力。王平被点名北上，进入晋察冀军区，先后负责组织科与政治部。山西、河北的沟沟坎坎里，他又与李天佑数次擦肩，却始终没同桌吃饭。很多年后，两人在北京大会堂偶遇，相视一笑；知情人大概才明白，当年的拒绝不是结怨，而是各自选择了更合身的跑道。

回看一九三六那桩“调职风波”，既有军团传统的碰撞，也有个人胸怀的考量。组织从全局出发，干部从个人条件出发，两条线并行不悖。黄克诚的离任、王平的拒绝、杨勇的递补，表面像三颗棋子挪动，其实背后牵着不同军团的作风、干部培养的思路，以及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的巨大暗流。那盏延安油灯下的简短谈话，不经意间改变了数支部队的轨迹，也让几个名字在后来战火中各显其能，收获了截然不同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