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登基后，不仅长期致力于巩固皇权，还不遗余力地为其统治构建合法性基础。毕竟，他是通过发动针对自己的侄儿建文帝的军事政变——即“靖难之役”——来夺取帝位的。

因此，挑起“靖难”大旗的他，多次公开指斥建文帝及其身边大臣“变更祖制”，并借此为自己的“清君侧”行动正名；登基之后，他大力推行所谓“拨乱反正”的政策，高调恢复“洪武旧制”，还大规模处决了被指为“奸臣”的建文旧臣。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朱棣的合法性，但他提出的“建文帝及其党羽迫害宗亲、大逆不道”等指控，与部分流传下来的史料存在着显著矛盾。也就是说，这些指控十有八九都是杜撰或恶意捏造的。

不过话说回来，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公开表达质疑无异于自取灭亡。

伴随着局势的日趋稳定，在即位后的最初十年间，朱棣与他的亲信谋臣们开展了一系列“再造”历史的工作，意图从文本层面重塑民众的历史记忆，旨在为其武力夺取皇位的行为构建合法性。

其结果就是，市面上不仅催生出了大量与"靖难之役"相关且对朱棣有利的片面叙事，自洪武朝以来的官方记载也被大规模地删改与重写。一言概之，凡与朱棣自身宣称相抵触的史料都遭到了篡改或删除。

这里的“重要成果”，无疑是撰修于1403年的《奉天靖难记》《天潢玉牒》以及经历了两次“大修”的《明太祖实录》。

在“再造历史”的过程中，朱棣的重要谋士姚广孝与其颇为倚重的翰林学士解缙二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一般认为，《奉天靖难记》是首部系统构建朱棣登基合法性，且拥有官方背景的史料。

该书不仅故意将未经证实的指控以及虚构情节植入到了历史叙事当中，还竭力丑化建文帝的政治形象。

首先，建文帝成为了一个重用“奸臣”、废除祖制、昏聩堕落的君主，还试图通过削藩政策残酷迫害宗室诸王。

其次，朱棣的出生顺序被篡改，成为了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嫡子，本应在1392年就被册立为太子，仅因某些儒臣的阻挠而不了了之。

第三，该书特意强调，朱棣起兵并非是为了争夺皇位，而是迫不得已履行《祖训录》中“清君侧”的训示而已。

除此之外，该书致力于“证明”这样两件事。

首先，朱棣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伤害侄子建文帝。

其次，南京城破之后，意欲逃窜的建文帝“被宫中大火烧死”——至于是自杀还是纯属偶然，已不可考——但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该书没有将朱棣视为“建文帝的合法继承人”，而是宣称他依据嫡长继承制，可以直接继承朱元璋的法统，建文帝反倒成了不合法的“虚君”。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论述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尽管建文帝已经不知所踪，但其子嗣依然在世。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继承皇位之人理应是建文帝的长子。对于朱棣而言，唯有彻底否定这一支系成员的继承资格，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高枕无忧”。

于是，“重构历史”是一种“大势所趋”。

当然，这种大肆“再造历史”的行为，也渗透到了对朱元璋时代的记录当中。比如由解缙主持撰修的《天潢玉牒》，主要流传下来了两种版本。

版本一认为，马皇后仅育有二子，分别是朱棣和周王朱橚；版本二则认为，马皇后育有朱标、朱棣、朱樉、朱菼和朱橚等五子。现如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撰修《天潢玉牒》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朱棣的嫡子身份。

鉴于版本一中的朱棣与朱橚二人，都没有在朱元璋生前被立为太子。所以，这段记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充分暴露了其被篡改的痕迹。鉴于此，直到完成修订后，朝廷才将之分发给了皇族的其他成员。

当然，朱棣及其谋臣们系统性“再造”历史的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太祖实录》的两次重大修订。

众所周知，实录不仅是记录皇帝言行与朝政的权威文献，还是为后世编纂国史的核心依据之一。站在朱棣的角度看，它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自己即位的所有合法性主张。

鉴于该版本是由建文帝主持的，所以里面包含了大量不符合朱棣“意愿”的记录。对于朱棣而言，这些内容必须被彻底清除。

因此，朱棣在登基后不久，就主持开启了对《太祖实录》的“修订”工作。鉴于大多数编纂者都有在建文朝任职的经历，且时间较为仓促（历时八个月），因此，这一版本大概率无法满足朱棣的要求，以至于后来被付之一炬。

1411年末，朱棣下令进行第二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修订。这一版本的《太祖实录》于1418年6月完成，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版本。

如果说第一次修订主要着眼于清除不利记载，初步建立了有利于朱棣的叙事框架。那么这次修订无疑是对上一个版本的“深度加工”，里面的叙述不仅做到了“圆融自洽”，还得以作为“权威”史料流传后世。

最终，朱棣被塑造成了一个“受父亲朱元璋钟爱，具备合法继承资格”的完美形象。

只不过，后世学者通过文本比对的手法，找到了诸多关键性的虚构情节：

坚称朱棣为马皇后嫡出；暗示朱元璋生前曾打算册立朱棣而非朱标为太子；编造1398年朱元璋要求朱棣要效仿周公“辅佐建文帝”的故事；虚构朱元璋在临终前意图传位给朱棣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文帝及其子嗣成为了被刻意贬低的对象——他们不仅从未得到过朱元璋的信任，其他的皇室宗王们也鄙视和瞧不起他们。

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为支持朱棣的合法性证据的“再造史”，真的渐渐被后人所接受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后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有意识地、有选择地进行记录。

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知晓了这个原理，就可以从这些史料中透过表面看到真相，进而做到用今天的历史价值观来解释、认识这些历史；也给我们今天研究、复原、重构历史提供了条件。

所以，我们在阅读历史时，与其过度纠结于“记录得对不对”，倒不如去尝试探索“作者为什么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