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贩邓顺站在没过膝盖的污水里，看着满摊泡烂的蔬菜，两个月收入就这么没了。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损失。 2025年秋季的这场暴雨，让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陷入严重内涝，47人丧生，8人失踪，近10万户家庭断电，经济损失高达14亿美元。

邓顺家那片区域以前是低洼地带，有天然的小水塘和绿地，后来都被填平建了楼房。 现在每逢大雨，这里就成了“重灾区”。

越南政府计划到2045年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但这场洪水暴露出城市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当一个城市与自然为敌，暴雨就会变成沉重的账单。

这场暴雨席卷越南北部，街道变成河流，市民骑着摩托车在齐腰深的水中艰难前行。超过4万栋房屋被淹，约800万人被洪水围困在城市里。

在湄公河三角洲，超过10万公顷稻田被淹，即将成熟的稻谷在水中腐烂，仅此一项损失就达3.2亿美元。 胡志明市多家外资电子工厂因厂区进水被迫停工，单日产值损耗超过5000万美元，后续的订单延误赔偿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越南的两个经济中心，河内和胡志明市，本是坐落在河流三角洲上的天然防洪区，密布的湖泊和沼泽曾经像海绵一样吸纳洪水。 然而，这份“防洪礼物”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变成了致命陷阱。

洪灾背后，更多的是人祸而非天灾。 河内过去10年填平了大量水域，面积相当于285个足球场大小。 这座城市曾经水网密布，上世纪80年代还有超过100个大小湖泊，如今能叫出名字的不到30个。

1986年至1996年的改革开放期间，河内近三分之二的水体消失。 2015至2020年间，填湖造地的趋势并未减缓。 房地产开发商的短视行为加剧了问题。 他们眼中只有利润，把湖泊当作“卖点景观”，在低洼地带疯狂盖楼。

越南前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官员透露，河内的硬化地面面积占比已超过60%，远超国际50%的安全警戒线。 雨水无法渗透，只能依靠排水系统，而很多管道设计标准仅能应对“一年一遇”的降雨。

面对严峻形势，越南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投入超过60亿美元用于防洪工作，核心方案是学习“海绵城市”理念。

海绵城市的本质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下雨时吸水、蓄水，需要时释放利用。 这种理念在中国已有成功实践。 贵州安顺的平坝区曾饱受内涝困扰，通过生态改造，如今在持续强降雨中也能实现安全泄洪。

中国自2010年起开始建设海绵城市，武汉和厦门等地投入大量资金，法律要求必须保留足够绿地、铺设透水砖。 长江大保护工程严禁围湖造田，各地推行城市湿地保护政策，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

中国的做法是“顺应自然、与水共生”，保留城市中的河湖水系，恢复湿地功能，用生态方法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具体而言，秦皇岛市通过提升河道排水与泵站能力，使主防洪河道达到100年一遇防洪标准。

唐山市利用采煤沉陷区打造城市大型海绵体，将沉陷区改造为调蓄湖体。 昆山市则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打造“会呼吸”的生态之城。

越南已开始尝试海绵城市理念。 中部的荣市开始扩展排水网络，开挖蓄洪池，将河岸改建为绿地。 芽庄市更为激进，太阳集团规划了60公顷的湿地用于存储雨水，并利用这些湿地调节洪水与吸收热量。

然而，这些措施目前只是零散行动，没有形成系统改造。 越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金不足。 据专家估算，未来十年，越南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在550亿至920亿美元之间，当前60亿美元的投入连零头都不够。

越南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带有强烈的“赶超焦虑”。 GDP增速是重要考核指标，地方官员往往优先满足房地产和工业项目需求，生态保护审批形同虚设。

越南防洪困局的根源在于城市发展思维需要变革。 “先发展后治理”的短视思维导致自然屏障被破坏。 河内过去10年填平了大量水域，面积相当于285个足球场大小。

新加坡十年前就将水泥沟渠改为能吸水的生态河岸，既防洪又美观。 中国贵州安顺通过生态改造，从内涝困扰城市变为能安全泄洪的典范。

越南计划未来几年投入60亿美元用于防洪，包括建设预警系统、绘制灾害地图和搬迁居民。 但专家计算，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在未来十年达到550亿至920亿美元。

城市规划韧性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当又一个雨季来临，那些尚未被水泥覆盖的土地将继续为城市提供天然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