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唯一“原罪”便是没有按照西方预设的路线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这挑战了美国长期以来的霸权心态及其深信不疑的“美国例外论”叙事。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曾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恐惧近乎“神经质”，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道路证明了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这动摇了美国自认为居于现代化顶点的信念。 美国难以接受一个不依从其规则又日益强大的中国，这种心态驱动了其对华的一系列遏制行动。

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到特朗普时期发起的全面贸易战，再到拜登政府联合盟友构建对华包围圈，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特点。 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输美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频频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关税政策，还进一步在科技、人权等领域对华施压，并不断炒作涉台、涉疆、涉港等问题。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头号对手”，这在其官方战略文件中已有明确表述。 2022年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全球秩序的最大挑战”，并扬言必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这种定位的转变并非源于中国的主动挑衅，是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和战略焦虑。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是美国焦虑的核心原因之一。 过去45年间，中国从一个GDP仅占全球1.8%的国家，跃升至2024年占全球17%的比重，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69%。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速。 特别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科技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中国在5G、新能源汽车、航天等领域的进展令美国不安。 中国建成了全球60%的5G基站，华为在5G标准必要专利中的占比达到20%，直接挑战了美国高通的垄断地位。 航天方面，中国实现了载人登月并成功测试了可重复使用航天器。 美国试图通过芯片禁令等技术封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进步，这些措施反而加速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进程。

军事领域的力量变化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增至350艘，超过了美国的297艘。 中国的055型驱逐舰携带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具备在1000公里外打击航母的能力。 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部署，与美国同类项目的连续失败形成对比，五角大楼承认双方存在“技术代差”。

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差异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深层次因素。 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警惕从未消除，中国的崛起重新唤起了其“恐红”情绪。 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强调集体利益的制度设计以及对稳定的高度重视，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挑战。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152个国家参与，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8万列。 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为世界提供了新的选择，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正在被打破。 美国认为这动摇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和国际事务主导权。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行动往往建立在战略误判之上。 其决策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美国霸权，两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贸易战并未能遏制中国发展，给美国自身经济带来负担，损害了其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 科技封锁则刺激了中国加速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削弱了美国的技术优势。

中国对美国的打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之一，中国削减了稀土资源出口，特别是用于美国军工和航天领域的关键材料如镓和锗。 中国还调整了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订单，影响了美国农民的利益。 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使其在长期竞争中具备优势。

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寻求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 美国商界迫切希望增加与中国的合作，拜登政府也需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来帮助降低国内通胀。 这种合作意愿又与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冲突。

中美之间的博弈已经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试图拉拢盟友打造针对中国的“小圈子”，如“印太战略”和“奥库斯”联盟。 许多国家明确表示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台海局势紧张是美国挑衅所致，并敦促东盟国家向中国靠拢。 欧盟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也与美国存在分歧，认为完全追随美国的对抗政策不符合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