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华民国大事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江阴海战史料》、《民国间谍档案》、《陈寅恪文集》、《北洋政府史料》、《早稻田大学校史》、《梁启超年谱》等史料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一场绝密国防会议，商讨在江阴要塞实施封锁，以阻断日军西进的战略要务。

会议记录员黄濬，一位出身书香门第、才华横溢的行政院机要秘书，看似忠诚可靠。

然而，正是这个精通日语、深谙中日文化的政府高官，在会议当晚，将关乎国家存亡的完整军事情报，悄然泄露给了日本间谍。

这次致命的背叛，直接导致长江上游的数十艘日本军舰和商船提前撤离，使得原本可能重创日本海军的江阴封锁计划彻底失败。

黄濬的行径，比后来投敌的汪精卫更为隐蔽和致命，直接撕开了抗战初期的战略防线，为日军全面侵华打开了重要缺口。

这起案件，被后世称为“民国第一间谍案”，而黄濬，也因此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汉奸......

1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整个中国。

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全面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国人的心头。

当时的首都南京，更是暗流涌动，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国民政府高层清楚，一旦战事全面爆发，长江将是维系国家命脉的最后一道屏障。

7月27日，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密国防会议在南京召开。

地点设防森严。

蒋介石、海军部长陈绍宽、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悉数到场。

会议厅内，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

蒋介石首先开口，语气沉重：“长江防线事关国运，绝不能让日军军舰沿江西进，威胁我腹地。”

陈绍宽站起身，摊开一张巨大的长江水域图。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说道：“委座，我提议，在江阴要塞实施大规模沉船封锁，彻底堵死长江航道。”

这个计划被称为“江阴封锁”，其核心是在最短时间内，自沉一批军舰和商船，形成一道水下长城。

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绝计划，一旦成功，将能把长江上游的日本舰队尽数瓮中捉鳖。

在场的将领们纷纷点头，认为此计可行。

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众人开始商讨具体细节。

封锁的时间、沉船的吨位、岸防炮的部署……每一项都关乎成败。

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一个中年文士正奋笔疾书，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记录下来。

他就是黄濬，时任行政院机要秘书。

黄濬，字秋岳，福建福州人，时年47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便有过目不忘之能，被乡里誉为“神童”。

青年时期，他远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

这段经历让他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了如指掌。

回国后，他凭借出众的才学和文笔进入政府核心部门，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文坛也小有名气。

在同僚眼中，黄濬是一个才华横溢、忠诚可靠的高级官员，是主席身边的得力助手。

此刻，他一丝不苟地记录着，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所有细节敲定，与会者们带着一丝决绝和希望散去时，没有人注意到黄濬眼中一闪而过的异样光芒。

当天晚上，黄濬没有直接回家。

他带着那份足以决定无数人生死和国家命运的会议记录，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

他将一份誊抄的情报交给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日本间谍。

情报内容详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从封锁行动的具体发起时间，到计划沉没的船只清单和吨位，再到江阴两岸的炮兵火力配置，无一遗漏。

拿到情报的日本间谍难掩激动：“黄先生，你的功劳，帝国是不会忘记的。”

黄濬只是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一场致命的赛跑就此开始。

按照计划，国民政府将在几天后正式实施封锁。

然而，就在封锁行动发起的前夜，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停泊在长江上游武汉、九江、宜昌等地的二十多艘日本军舰和数十艘商船，仿佛收到了统一指令。

它们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向长江下游狂奔。

一夜之间，长江上游水域的日本太阳旗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中国海军的沉船封锁线最终形成时，江面上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

精心策划、志在必得的“江阴封锁”计划，就这样因为情报的提前泄露而功亏一篑。

这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棉花上。

黄濬的这次背叛，发生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最关键时刻。

其造成的直接后果，远比后来公开投敌的汪精卫更为隐蔽和致命。

它直接撕开了抗战初期最重要的战略防线，为日军后续的全面侵华行动扫清了一大障碍。

这起案件，后来被定性为“民国第一间谍案”。

而黄濬，这位曾经的“神童”和政府高官，也成了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送上审判台并处以极刑的高级汉奸。

2

黄濬，字秋岳，1890年农历八月生于福建福州侯官县。

他所在的黄氏家族，在当地是典型的书香门第，颇具声望。

对黄濬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外祖父。

这位老先生在福州文人圈里地位很高，学问渊博，与地方官绅往来密切。

黄濬的启蒙教育，便由外祖父一手操办。

黄濬的聪慧，自小便异于常人。

据他日后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自述，三岁便能识字。

五岁时，已能将《四书》背得滚瓜烂熟。

一次家族宴席上，有宾客不信，随手指了一段《孟子》。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年仅五岁的黄濬不假思索，朗声接道：“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满座皆惊。

“神童”之名，由此传遍乡里。

到了七岁，他已能当场赋诗，且颇有章法。

外祖父见此，更是倾囊相授，将经史子集一一讲授。

这位老先生曾对友人说：“秋岳此子，有过目不忘之能，教他读书，甚是省力。”

除了诗词歌赋，黄濬对文字训诂之学也下了苦功。

尤其是对《说文解字》和高邮王氏父子的学问，钻研甚勤。

这为他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异常坚实的基础。

同时，外祖父也未让他死读古书，算学、地理等实用学科也一并教授。

知识结构因此显得十分全面。

少年时的黄濬，已是当地文人雅集上的常客。

他的诗词文章，时常引来长辈们的赞叹。

一位老秀才曾抚须感叹：“此子诗才，远超同侪，日后必非池中之物。”

频繁出入于这些场合，也让他过早地熟悉了成人世界的交际规则。

优越的家境和众人的吹捧，让他得以从小就接触高层次的社会生活。

这种环境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社交手腕。

但或许，也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另一颗种子。

那是一种对物质享受和社会地位的极度渴望。

1902年，黄氏家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福州还是太小了，该送秋岳去京城见见世面。”

家族长辈们商议后，一致同意。

这一年，年仅12岁的黄濬，被送往北京。

他将进入京师译学馆，接受新式教育。

这位福州“神童”的少年时代就此结束，他正式踏上了一条通往时代中心的道路。

3

1902年的北京，已经不再是那个安逸的帝都。

这座城市的空气里，弥漫着新与旧激烈碰撞的味道。

12岁的黄濬，便是在此时抵达了京城。

他要入读的，是京师译学馆。

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862年成立的同文馆。

它是清政府为培养外语和洋务人才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分量极重。

馆内的教育模式，与黄濬之前接触的任何私塾都截然不同。

这里既要讲授经史子集，也要学习算学、格致、地理、历史等现代学科。

更重要的是，学生必须主修一门外语。

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一应俱全。

黄濬的过人天赋在这里再次显现。

他的古文功底本就深厚，引经据典，时常让教习们都感到惊讶。

而在新学科，尤其是日语的学习上，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才能。

一位日本教习曾私下对同事说：“黄君的悟性极高，不出一年，阅读日本报刊文章已无障碍。”

“他的口音，甚至比许多久居京城的日本商人还要地道。”

先进的教学方法，也为黄濬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户。

馆里时常邀请西洋教师授课，并组织学生翻译外国公文与书籍。

黄濬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经济理论。

这些来自异域的思想，剧烈地冲击着他自幼建立的传统观念。

京城作为天下枢纽，龙蛇混杂，新思潮与旧势力在此交汇。

黄濬的社交手腕在此得到了锤炼。

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埋首故纸堆的福州神童。

他开始出入各种场合，结交各色人物。

一位同窗后来回忆：“秋岳兄为人活络，与馆内教习、城中官员，乃至东交民巷的洋人都能说上话。”

然而，这种过早的“国际化”视野，也悄悄改变了他。

他看到了外国公使的阔绰排场，听说了西洋银行家的豪奢生活。

这些都与他熟悉的书香门第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曾对一位密友说：“我辈读书人，若不能出将入相，享受荣华，那读这满腹经纶又有何用？”

对物质与地位的渴望，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05年，黄濬从京师译学馆毕业。

他没有选择立刻进入仕途，而是做出了一个当时颇为时髦的决定——赴日留学。

甲午战败后，效仿日本，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股热潮。

黄濬顺利进入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选择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部。

这所学校以“学问的独立”和“学问的活用”为办学宗旨，学术氛围自由开放，注重实用教育。

李大钊、廖仲恺等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学生。

在早稻田，黄濬依旧是学业上的佼佼者。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讨，其对中国典籍的精通和对时局的见解，给不少日本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早稻田的教育理念，让他更加看重知识的“活用”。

他不再满足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对现实政治和经济运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深入研究日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的迅速崛起，既感震撼，又生歆羡。

一位日本教授曾问他：“黄君，你认为中国若要图强，当从何处着手？”

黄濬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效法贵国，行霹雳手段。若无明治维新之决绝，便无今日日本之强盛。”

他的回答中，透露出对强权的极度推崇。

留学期间，东京的现代化都市生活，也让他曾经的渴望变成了现实的习惯。

他衣着讲究，出入高级料亭，生活方式比许多日本同学还要奢华。

这份开销，远非一个普通留学生所能负担。

凭借出色的日语和交际能力，他结识了一些日本政界、军界的要人。

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子里，这并不罕见。

许多人都希望通过这些人脉，为日后归国发展铺路。

一次在某位日本官员举办的宴会上，主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黄君风度翩翩，日语流利，对帝国又如此了解，若为帝国效力，前途不可限量。”

黄濬只是举杯一笑：“阁下过誉了。能为日中亲善尽一份力，是在下的荣幸。”

这些在当时看似平常的交往，却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日本的特务机关，早已在暗中注意到了这个才华出众又贪图享受的中国留学生。

一张无形的大网，正悄然向他张开。

4

1914年，黄濬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中国。

此时的中国，是北洋政府的天下。

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一口流利的日语，黄濬这块“海归”的招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显得格外亮眼。

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在政府部门里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15年。

那一年，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就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梁任公爱才，很快就听说了黄濬的名声。

他特意将黄濬招来，一番交谈后，当即决定聘其为自己的秘书。

对于一个刚归国不久的年轻人而言，这个任命无异于一步登天。

从此，黄濬得以出入中枢，接触国家最核心的机密。

在梁启超手下做事，他主要协助处理财政事务。

“秋岳，这份关于外债谈判的草案，你先过目，看看有何不妥之处。”梁启超常常这样把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他。

当时的中国财政极度困难，发行公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是维持政府运转的重要手段。

黄濬因此得以深入了解国家财政的真实状况，以及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作为总长的贴身秘书，他的案头上堆满了寻常官员一辈子也见不到的文件。

除了财政预算，还有军事部署、外交照会，乃至高层政治斗争的内部通报。

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政务经验，也让他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飞速提升。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另一面。

政府内部的腐败、派系间的倾轧、决策时的低效，让他过去在书本上建立的政治理想开始动摇。

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让他变得干练，也让他变得世故。

后来梁启超因政见不合辞去总长之职，黄濬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内阁总理换得如同走马灯一般。

黄濬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在各方势力间游刃有余的手腕，总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他先后在财政部、外交部等关键部门任职，官场人脉网络越织越广。

见惯了官场的黑暗与交易，他对于贪污受贿这类事情，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得麻木。

在他看来，这似乎成了政治生态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他的道德标准，在不知不觉中一降再降。

随着职位的攀升，黄濬的收入水涨船高，但他花钱的速度远比挣钱的速度要快。

他开始追求一种极尽奢华的生活。

京城的高档饭店、天津的舞厅赌场，都时常能见到他一掷千金的身影。

他结交三教九流，从政府高官到梨园名角，从银行买办到洋行经理。

有人私下给他算过一笔账，他一个月的开销，甚至超过了他数年的薪俸。

这种生活方式，单靠正当收入是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的。

一个巨大的财务缺口，正悄然形成。

这个缺口，也为他日后被外人轻易收买，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5

1928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功告成。

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在南京上空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所取代。

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炮火的余烬中开启。

对于黄濬这样的北洋旧官僚而言，这无异于天翻地覆。

但他并未表现出多少旧臣的忠诚或失落。

这位在官场浸淫多年的“不倒翁”，早已练就了一身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很清楚，北洋这条船，已经彻底沉了。

在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之际，他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下一步棋做打算。

他动用一切可能的关系，四处寻找与南方来的国民党人搭话的机会。

在一些旧友新知的饭局上，他开始频繁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言论。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我辈早有研读，实乃救国之良方。”

他对着一位国民党要员的随从，言辞恳切，仿佛自己是三民主义多年的信徒。

这种及时的政治转向，在当时并不鲜见，但黄濬做得尤为彻底和自然。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大量有经验的行政文官。

黄濬深厚的国学功底、流利的日语、在北洋政府多个关键部门任职的履历，都成了他最重要的资本。

再加上他及时调整的政治立场和有效的金钱疏通，一张前往南京的“船票”很快就送到了他的手上。

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

这个职位听起来级别不算太高，却处在权力中枢的核心。

黄濬的办公桌，再次成为了国家最高机密的中转站。

行政院长批阅前的军事计划、尚未公布的外交方针、最敏感的财政政策草案，都要先经过他的手整理。

一日，一位高级官员递给他一份文件，语气严肃地嘱咐：“秋岳，这份关于对日交涉的底线方案，你马上摘要，院长下午要看，绝对保密。”

黄濬恭敬地接过，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他表面上认真学习国民党的政治理论，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言谈举止间，无不流露出对新政权的拥护。

这份“忠诚”为他赢得了上司的信任。

然而，这不过是他在新环境中求存和发展的手段。

他关心的从来不是什么主义或信仰，而是如何在新牌局里，保住并扩大自己的利益。

到了南京，黄濬的生活作风比在北京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夫子庙的酒楼，秦淮河的画舫，很快就熟悉了这位出手阔绰的黄秘书。

他还将这种生活方式带给了自己的儿子黄晟。

黄晟当时凭借父亲的关系，在外交部谋得了一个职位。

“阿晟，在外交部做事，眼界要开阔，人脉要活络。”

在一次宴席上，黄濬端着酒杯对儿子说：“这些场合，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学问。”

父子二人常常一同出入高级娱乐场所，一掷千金，在南京官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这种奢靡的生活，单靠薪俸根本无法维系。

黄濬的财务状况，比在北洋时期更加紧张。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在1930年代初期急剧恶化。

日本特务机关加紧了对中国的情报渗透，积极寻找可以收买和利用的对象。

一个身居要职、能接触核心机密、有留日背景、生活奢靡且没有坚定政治信仰的政府官员，无疑是他们眼中最理想的目标。

黄濬很快就进入了日本间谍的视野。

在一个由某国使馆举办的酒会上，一位名叫须磨的日本外交官主动与他攀谈。

他们从日本的樱花聊到中国的古籍，相谈甚欢。

此后，须磨时常邀请黄濬饮宴，或是赠送一些贵重的古玩字画。

黄濬对此来者不拒。

终于，在一次只有他们两人的密会中，须磨不再兜圈子。

“黄先生，”他慢条斯理地开口，“以您的才干，仅仅做一名秘书，实在是委屈了。”

“帝国一向敬重人才，若能得到您的些许帮助，提供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情报，酬劳方面，绝不会让您失望。”

须磨的言语中充满了诱惑。

黄濬沉默着，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他那早已被欲望腐蚀的内心，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抵抗。

民族大义和政治操守，在巨额的金钱面前，显得无比苍白。

他放下了茶杯，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点头，将自己和这个国家，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到1935年左右，黄濬已经完全成为日本间谍网络的一员。

他不仅自己提供情报，还积极发展其他成员，在政府内部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间谍组织。

这个组织的存在为日本了解中国政府的内部情况提供了重要渠道，也为日后的全面侵华做了重要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黄濬面临着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坚持民族大义，与日本间谍断绝关系，还是继续为个人利益服务，出卖国家机密。

黄濬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个选择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6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的炮火点燃了整个上海。

南京国民政府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必须把日本海军堵在长江下游，绝不能让他们溯江而上，威胁首都。”

一位高级将领指着地图上的江阴段，语气斩钉截铁。

江阴，是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段，素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称。

在这里彻底封锁长江，是国民政府早已拟定的国防最高机密之一。

计划的核心，是“沉船封江”。

征用数十艘商船，连同部分老旧军舰，在江阴航道自沉，彻底堵死日军舰队西进的路线。

一旦成功，盘踞在汉口、宜昌等长江上游的十余艘日本军舰和大量商船，将成为瓮中之鳖。

整个长江下游的日军海军主力，也将被阻断在江阴以东，无法为陆军提供有效的炮火支援。

这个计划被命名为“江阴封锁线”，由军委会主席蒋介石亲自批准。

所有参与计划的人员，都被下了最严厉的封口令。

文件流转的最后一环，经过了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的办公桌。

他像往常一样，将这份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密计划摘要，呈送给院长批阅。

没有人察觉到他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异样。

当晚，一份用暗语写成的情报，从黄濬手中悄然送出，经由秘密渠道，火速递到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武官须磨弥吉郎的案头。

须磨看完情报，脸色骤变。

他立刻向东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海军司令部发出了最高等级的警报。

命令只有一个：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帝国舰船，立刻、马上、不计代价地向长江口突围。

就在国民政府紧锣密鼓准备实施封锁的前一夜，长江水面上演了诡异的一幕。

驻守在沿江各地的中国军队哨兵，惊愕地发现，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舰和商船，纷纷起锚。

包括旗舰“出云号”在内的所有日舰，连夜东下，全速驶离。

江面上只留下一片死寂。

第二天，封锁行动按原计划展开。

海军将士们怀着悲壮的心情，将自己的战友——一艘艘舰船，亲手沉入江底。

震天的爆炸声中，一条钢铁锁链横亘江心。

然而，当硝烟散去，指挥官们用望远镜观察江面时，心中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江面上，除了中国海军自己的封锁线，竟然看不到一艘日本军舰的影子。

他们要围堵的猎物，早已逃之夭夭。

“沉船封江”的战略意图，在实施的瞬间便宣告破产。

日军海军主力不仅毫发无损，还得以集结在长江口，为后续登陆作战的陆军部队提供强大的掩护。

江阴要塞虽然仍在坚守，但其战略价值已大打折扣。

消息传回南京，最高统帅部一片哗然。

“计划绝对保密，日本人怎么会提前知道？”

“时间如此精准，就在我们动手的前一晚全部撤离，这绝不是巧合！”

军委会的会议室里，充满了愤怒与猜疑。

“委座，此事必有内奸泄密。”

刚刚成立不久的军统局负责人戴笠，脸色阴沉地向蒋介石报告。

一场秘密调查，迅速在国民政府内部展开。

所有接触过“江阴封锁”计划的高级官员和文职人员，都被列入了甄别名单。

黄濬的名字，自然也在其中。

但他表现得毫无破绽。

在讨论此次泄密事件的会议上，他甚至还义愤填膺地痛斥叛徒。

“此等国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他凭借自己核心秘书的身份，甚至还能接触到一些调查的初步信息，并巧妙地将调查引向错误的方向。

回到家中，黄濬立刻换了一副面孔。

他对儿子黄晟说：“最近风声很紧，不要去外面招摇。”

他内心并非毫无波澜，出卖如此重大的军事情报，让他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可侥幸心理很快就占了上风。

他相信，凭借自己的位置和伪装，没人能怀疑到一个如此“忠诚”的机要秘书头上。

他继续像一个精密的齿轮，在国民政府这台机器的核心运转着，一边处理着雪片般飞来的战时文件，一边等待着风头过去。

7

戴笠的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

军统局刚刚成立，就接下了这桩通天的案子。

“给我查！”

“所有接触过计划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调查网迅速撒开。

范围被限定在极小的一圈高级官员和文职人员内。

黄濬的名字，赫然在列。

军统的特工们开始从各个角度渗透。

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在日本留过学。

他花钱一向大手大脚，生活相当奢华。

这与他一个秘书的正常薪俸，严重不符。

戴笠拿到报告，用红笔在黄濬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查他的钱从哪儿来的。”

“查他最近都和什么人来往。”

特工们像影子一样，附着在黄濬的生活周围。

他们发现，黄濬的儿子黄晟，在外交部任职，同样出手阔绰。

这对父子，经常出入南京城内的高档舞厅、酒楼，还与一些身份可疑的日本商人过从甚密。

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出现了。

“盯住他儿子。”

戴笠的指令简短而明确。

黄晟成了网中央的猎物。

军统特工通过跟踪与监听，很快就抓到了实证。

在一个不起眼的茶馆里，黄晟将一个信封交给了日方人员。

接头的人，正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武官须磨弥吉郎的副手。

证据确凿。

收网的时候到了。

行动必须隐秘，迅速，不能惊动任何人。

一个深夜，几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黄濬的公馆外。

特工们翻墙而入，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黄濬父子在睡梦中被带走。

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公馆周围的邻居甚至都未曾察觉。

军统的审讯室内，灯光刺眼。

黄濬一开始还保持着镇定。

“我是行政院的秘书，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他试图用身份来压人。

审讯官冷笑了一声，将一沓照片扔在他面前。

照片上，是黄晟与日本人接头的清晰画面。

“黄先生，令郎已经全部交代了。”

“为了几根金条，出卖国家机密，值得吗？”

黄濬看着照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最后的心理防线，在看到儿子的那一刻彻底崩塌了。

他承认了自己被日方收买，利用职务之便窃取“江阴封锁”计划的全部罪行。

他还供述了整个间谍网络的运作方式和情报传递的暗语。

真相大白。

“民国第一间谍案”的细节被呈报到蒋介石的案头。

整个国民政府高层为之震动。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身居核心要职的高级官员，竟然成了日本人的鹰犬。

这无疑是对整个抗战信心的巨大打击。

1937年12月，军事法庭对黄濬父子进行了秘密审判。

考虑到案件的敏感性以及对前线士气的潜在影响，整个过程并未公开。

判决结果只有一个：死刑。

命令被迅速执行。

黄濬成了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国府处决的高级汉奸。

他的死，是对所有潜在叛国者的严厉警告。

黄濬的背叛，虽然没能改变抗战的最终走向，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中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个曾经被誉为神童、才子的读书人，最终因为个人的贪欲，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的罪恶，甚至超过了那些明目张胆的叛徒。

因为他的背叛，发生在黎明到来前的至暗时刻，让日寇得以长驱直入，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划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创伤。

（完）